原新：老龄化趋势下金融服务的改革和创新
原新
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老龄工作委员会专家，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人口老龄化成为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人口基本国情
记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如何？
原新：我国目前呈现出少子化、长寿化和老龄化“三化并存”的态势。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且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升高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少子化和长寿化的规律性结果，长寿化源自人口死亡率下降且在低水平稳定，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处于人口年龄结构顶端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少子化源自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出生人口规模减小，处在人口年龄结构底部的低龄人口数量不断缩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目前的77.3岁，增长了1.2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50~60年代的6以上（相当于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孩子数）降至目前的1.3，降低了3.6倍。少子化和长寿化共同驱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200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4亿人，老龄化水平超过10%，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资料显示，老年人口规模为2.64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18.70%，即将跨入中度老龄社会。
三个“老年潮”将如期而至。回顾新中国72年的人口发展历史，有37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在2000万人以上，形成了1949年~1958年、1962年~1975年和1981年~1997年三个“婴儿潮”，分别累计出生人口2.06亿人、3.64亿人和3.75亿人。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三个“婴儿潮”在60年后必然形成三个“老年潮”，加速推进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第一个“婴儿潮”的出生人口已经全部进入老年期，形成了2009年~2018年年均净增加756万老年人口的第一个“老年潮”。从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周期更长久、规模更庞大的第二个“老年潮”（2022年~2035年），预计老年人口规模年均净增加1070万人，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025年达到3亿人、2033年超过4亿人，这期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很快突破20%，并在期末接近30%，我国将快速步入中度老龄社会，直抵重度老龄社会门槛。在第三个“老年潮”（2041年~2057年）期间，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5亿人左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6%~37%，跨入深度老龄社会。
“四超”是我国老龄社会的典型特征。从国际视野观察中国人口老龄化演进，最典型的特点是：老年人口体量最大，老龄化跑得最快，但老龄社会“年纪”最轻。具体表现在：一是老年人口规模超大。未来3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将在现在2.64亿人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虽然印度总人口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中国，但我国是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将延续至本世纪80年代之前。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快。发达国家从人口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平均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与之相比，我国只需要短短20~25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超高，当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水平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峰值时，我国就步入全球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方阵；老龄社会形态超稳，本世纪后半叶，我国的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将分别占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形成非常稳定的深度老龄社会形态。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此看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间周期，恰恰与老龄社会从中度走向深度的时间周期重叠，人口老龄化成为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人口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
记者：请您谈谈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原新：2014年出版的由国务院批准、国家老龄委组织实施的重大研究项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变化和发展主体结构的重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应对以人口老龄化为标志的老龄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第一，在经济领域可能增加“三大风险”。一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风险。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资本供给量及其投资收益下降，我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如果应对不力，人口老龄化将压低经济年均潜在增长率。二是实体经济与资本经济失衡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实体经济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提高，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例降低，实体经济的产出下降，而资本经济层面的养老性金融资产不断膨胀，实体经济与资本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增加。三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商业养老保险给付将急剧增加，可能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第二，在社会领域可能带来“三大矛盾”。一是家庭代际矛盾日渐显现。在家庭越来越简约的微观背景下，我国终将面对2亿多独生子女父母陆续进入老年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加重家庭养老负担，削弱家庭养老功能，导致家庭代际矛盾显现，可能外化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二是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日趋复杂。目前，我国不足4个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对应1个老年人，2035年变成2个，2050年将只有1.5个，社会抚养结构的这一变化将深刻改变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格局，容易诱发代际利益分配矛盾和冲突，成为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和主要形式。三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来30年，老年人口将逐步占到总人口的不足三分之一，老年人逐步从边缘群体变为社会主流群体，从社会客体变为社会主体，对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权益维护、平等参与、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目前老年人社会管理服务存在明显不足，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课题。
第三，在区域发展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在农村地区提前集中暴发。七普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其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镇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始终快于城市，农村老龄化水平始终高于城市，老龄化带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将在农村地区提前暴发。在农村建设方面，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流动化正在深刻改变农村人口结构，农村建设主体不断老化、弱化，农村发展活力降低，“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凋敝化”现象日益突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相互交织，农村劳动力由长期富余转为结构性短缺，“老弱病残”从事农业生产的现象日益普遍，深刻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在农民养老方面，目前农村平均不足3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人，2035年减少为1.3个，2050年降至1.1个，受二元结构制约，农村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薄弱，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格局仍将长期存在。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村养老保障和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将日益尖锐。
第四，在民生领域带来“三个持续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加剧，老年贫困风险、疾病风险和失能风险的不断累加，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面临持续挑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带来较大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支出对财政资金需求量迅速扩大，预计本世纪中叶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和财政收入的14%。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医疗服务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刚性需求，人口老龄化带来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疾病经济负担大幅增加。同时，老年人口“长寿不健康”状况显著，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7.3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加剧了老年卫生保健体系、老年护理机构建设的压力。在社会养老服务方面，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超过1亿人，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人左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人左右，社会养老服务的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和服务设施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塑造适合老龄社会的金融体系是大势所趋
记者：金融如何在破解“老龄化”困局中发挥作用？
原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0月13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中国社会不可能再次年轻的客观背景下，从人口科学的视角认识和强化老龄金融研究，塑造适合老龄社会的金融体系迫在眉睫。
金融创新和改革是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在老龄社会条件下，诸如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力资源、少年儿童与老年人、抚养者与被抚养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人口年龄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正在形成全新的人力资源结构、抚养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储蓄与投资结构等重大经济要素，重塑与以往成年型、年轻型社会经济形态迥然有别的新型老龄经济社会形态，将规律性地导致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的变革。
金融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宏观上，老龄社会一定会带来货币供给调节、利率决定、汇率变动以及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行为的创新；微观上，老龄社会将直接影响每个生命个体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决策，影响生命各阶段与财富相关的投融资行为，这些就是老龄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生存寿命和健康寿命不断延长为标志的老龄社会，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资产寿命，处理好储蓄、投资、消费、积累等关系，创建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相关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
以延长资产寿命的方式认识老龄金融。创新理念，在生存寿命和健康寿命不断增加的老龄社会，引入资产寿命的理念，采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延长资产寿命，以适应和应对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与新中国成立时比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77.3岁，健康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与此同时，60岁人口的平均余寿从11年延长至21年，出生人口存活到60岁的概率达到90%以上，这就意味着生命周期中老年期的人口规模会更加庞大、老年期的时间更加延伸，老年期占据人生周期的比例不断增加。一方面，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心机能衰退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个人对老年人资产管理的实用产品、服务产品和运营时间周期的需求持续增加。
在寿命延长的基础上，健康中国行动和健康促进行动就是要提升全体国民的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延长健康寿命，增加不受或少受健康问题困扰和限制的日常生活周期，缩短健康寿命与生存寿命之间的差距。老龄金融的理念就是在生存寿命和健康寿命之外，引入第三种寿命――资产寿命，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努力延长资产寿命，尽可能地长期维持和保证充分的金融机能，包括养老保障三支柱、适老化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设计、以房养老、个人资产安全等，使其与生命寿命和健康寿命相互关联、同步共进，共同保障老年期的生活品质，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构建三个层面的老龄金融体系。基于延长资产寿命的想法，加强老龄金融领域的创新和改革：一是满足中国老龄社会快速发展需求的宏观金融制度，金融资本运营体制和机制；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老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运作，以及老龄金融资产的有效管理与金融资本市场风险防范体系构建，提升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金融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二是所有公民适应老龄社会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决策及其影响的制度安排，夯实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长期照料服务为核心的老龄金融制度基础，确保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公民收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空间之间的理性配置和交易。三是强化老年人个体的金融保障，保证老年人有尊严生活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发展老龄金融产业，通过提供多样化、多元化的老龄金融产品、老龄金融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中国金融新闻网.老龄化趋势下金融服务的改革和创新.2021-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