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光大年度投资论坛在北京召开，《21世纪经济报道》进行了全程直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发表了《投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潮和大浪》的主题演讲。

朱民表示，市场波动是当下投资人关注的焦点。对于波动的产生，他认为有三个背景：第一，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疫情有所缓解，但仍有反弹，市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疫情缓解后，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开始考虑退出，政策面临拐点；第三，经过疫情，全球的债务、股市、风险同时上升至高位，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朱民说：“我觉得波动是常态，且会维持相当一个阶段，但波动很难掌控。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一场更为重大和深远的结构性变化。所以，在这个时点上，与其关注波动，不如布局未来、布局结构，我觉得这是当下投资最主要的关键点。”

对于如何投资未来，朱民表示，中国经济正走进一个新发展的长潮，长潮中有无数的大浪，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存。对投资人而言，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抓住长潮带来的机遇。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跨越点，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1万美元是一个国家迈入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关口。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GDP总值为101.6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14.73万亿，人均GDP超1万美元。

“我们从人均GDP1万美元这个点开始离开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朱民说。

1万美元这个关口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迈过关口后，有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有的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韩国、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和我国台湾省为例。

目前，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人均GDP已经跨越1万美元关口，其中韩国2020年人均GDP约3.22万美元，中国台湾省2020年人均GDP约2.84万美元，且二者GDP仍处于上升通道中。而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却一直徘徊在1万美金上不去。墨西哥30年前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今天人均GDP还是1万美元。

对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朱民说：“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是人均GDP1.25万美元，中国很快会达到，而且还会超过，这是今天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最大的大局。”

中国站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十字路口，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变得至关重要。朱民表示，在这个节点上，需要关注三个关键变量：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碳中和”，三是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大潮。

第一个变量：人口老龄化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自2012年起，我国处于15岁-64岁劳动适龄范围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平稳下降，同时65岁以上非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上升较快。朱民表示，这是我国经济从2012年下降很重要的原因。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对我国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相较2015年，2050年我国60岁以下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同时60岁以上人口出现净增长。在60岁以下人口中，20岁-29岁和40岁-49岁的人口减幅最大，分别较2015年减少约1亿和8千万。在60岁以上人口中，60岁-69岁人口将净增约8千万，70岁-79岁人口将净增约1亿。

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朱民说：“人口老龄化会改变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改变社会总供给，从而改变整个经济和金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日本房地产的衰落则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1994年至2016年，日本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与保险业、农林渔业占GDP的份额均出现下降，其中建筑业的下降幅度位列第一，达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占GDP的比重上升最大，也达3%，排在第二、第三的分别是科技活动和信息通信。

朱民表示，从90年代以来，日本房地产一直处于下跌通道，为何其只有下跌没有反弹，原因就在于老龄化。由于老年人不再需要那么多房子，日本出现大量的空置房屋，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据数据显示，日本新屋开工户数和新屋开工建筑面积在1996年触顶，当年新屋开工户数超160万户，新屋开工建筑面积超1.6亿平方米；到2016年，日本新屋开工户数和新屋开工建筑面积分别跌至约100万户和8千万平方米，降幅分别达40%和50%。同时，日本城市土地总体价格指数也从90年代的顶峰400点左右跌至2018年的约100点，跌幅达75%。

除房地产外，全球医疗卫生和社保基金也因老龄化面临巨大挑战。

以我国为例，目前我国养老金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为社保（第一支柱）、企业年金（第二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目前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只占GDP的0.02%，未来会有一部分储蓄会转移到商业养老保险，而保险资金又会流入资管领域，整个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朱民说：“老龄化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投资发展机遇。到2050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15年的15.2%提升至36.5%，有近5亿人口。为缓解养老金体系面临的压力，我们只能边富边老，所以投资理财非常重要。同时，我们的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也待完善。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新场景。”

第二个变量：2060“碳中和”--能源革命和发展范式改变

中国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朱民认为，“碳中和”不仅仅是能源革命，还是对发展范式的颠覆。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碳峰值走到“碳中和”花了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这意味着“碳中和”带来的变化是极其剧烈和颠覆性的。

首先，“碳中和”将导致我国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次之。到2050年，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煤炭为主变为以太阳能、生物质能、风电、水电为主。

其次，“碳中和”将导致交通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2050年，在ETC零碳情景下，轻型轿车将以消费电力为主，氢能源为辅，可以预见电动车产业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产量预计将达到近1600万辆，市场占有率超40%。除轻型轿车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外，2050年，重型卡车将以消费氢能源为主，航空运输以消费生物燃料为主，铁路改为纯电力运行。

除此之外，“碳中和”还将带来太阳能光伏、电解水制氢、氢燃料电池、核聚变、氢气/合成氨储存等领域的巨大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将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例如，光伏电一度电的成本从刚上市的100美元下降为5美分。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还将看到零排放农业和零排放化学。这是科技的力量。

“碳中和”在带来科技巨变的同时，也带来巨量的投资机会。根据《欧洲绿色新政》，2030年欧盟将实现减排50%~55%的目标，每年投资2600亿欧元，占2018年GDP的1.5%。同时，在我国今年的新能源投资中，与“碳中和”相关的投资将会超过1.5万亿。

朱民认为，科技道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阳光大道，因为科技的不确定性，它的发展路径是随时变化的。“碳中和”不是能源部门，它是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再造。“碳中和”也不仅仅是减排问题，它是重大的中国机遇，是中国的新增长故事，也是中国能够引领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机遇和抓手。如果中国的“碳中和”成功，其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将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样中国就在世界之林真正地站住了。“碳中和”对中国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个变量：全面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大潮

中国不仅有“碳中和”的长潮，还将迎来科技长潮。

经过本轮疫情，中美摩擦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摩擦，进而变成全球的科技摩擦。当科技竞争成为全球的竞争点后，可以预见，全球将爆发科技创新的巨大浪潮。

朱民表示，我们正在走向云时代。4G是把人联起来，5G是要把物联起来，而5G的反手是物联网。今天中国物联网的相联是10亿级，10年后中国物联网将是100亿级，而OECD国家是50亿级。

当前，整个国家战略是构建一个以数据、AI、算力、5G、云计算为核心的科技高速公路，让所有的实体经济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做自己的模型以及商业模式，以此产生利润。

“这就像1993年美国通过的信息高速公路法案，这个法案推动了美国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美国互联网领先世界至今。现在中国要建一个比美国更先进的科技高速公路，并希望由此构建中国的科技发展通道。”朱民表示。

朱民认为，在今后数年，投资的最大抓手是被称之为新基建的是“云管端”。其中，“云”包括云服务、数据中心、服务器、数据芯片。“管”包括智慧杆、通信卫星、5G基站。“端”包括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

同时，他认为，未来投资最重要的领域是对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领域。目前我们可以看见“AI+5G”几乎在改变所有行业，包括金融、零售、教育、物流、制造等。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业是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总和。但是和美、日、德、韩等国比起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还远远不够，数量很少，所以机器人发展是未来的重点，包括工业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及其它服务型机器人。

朱民表示，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们正在由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信息时代以物理世界为主，而智能时代是以数据时代为主，这是根本的变化。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机器智能和人的智能媲美。人的智能是从观察科学、技术、产品开始，而现在人工智能是直接从数据开始，数据走向知识、走向产品，而且它可以不断自行迭代和自我生成，效率远远高于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正走向构建科技高速公路的阶段，这是根本的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老龄化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和金融结构变化大潮，“碳中和”对现有一切经济基础和消费行为的颠覆大潮，以及数字化对经济的全面再造大潮，这三股大潮将会主导我们未来的30年至50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潮流！

【文章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