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明杰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摘要：在全国老龄化形势越发严峻、国内多数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针对少数未老龄化地区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近三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31个省区市的未老龄化区县从 2000年的1 613个收缩至2020年的218个，主要分布在西藏、新疆、青海和广东四省（区）。未老龄化区县可划分为生育持续型、经济中心型和政策引导型三类，本文对比分析了三类未老龄化区县的特征。生育、迁移、死亡三方面因素共同塑造了人口年龄结构，生育持续型区县的未老龄化原因是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自然、政策、技术等从生育、死亡和迁移三方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同向合力，而经济中心型和政策引导型区县的未老龄化原因在于迁移对人口结构的作用力大于其他因素的反作用力。最后，本文围绕未老龄化区县的特征成因及经验，探讨了延缓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未老龄化；区县；类型；特征；成因

　　一、引言

　　2000年左右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5.4%，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成为我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结构转变进度不同，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区域间的梯度差异。我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人口老龄化动态并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2016-2030年）》提出推动人口结构优化调整、人口流动更加有序，提早防范和综合应对潜在的人口系统内安全问题和系统间安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围绕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征与空间分布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分省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呈现沪、辽、黑、渝、苏等省区程度较高，粤、青、疆、藏等省区相对较低的空间格局（张文娟，2023）；从城市群的区域尺度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余11个城市群的老龄化程度虽有差异但整体程度较高（郭郡郡，2023）；分城市看，2020年我国93.29%的城市已经步入老龄化，并且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邬林果等；2023）。从区县角度来看，2010年我国低度老龄化区域空间集聚趋势有所增强，人口老龄化的增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与空间关联（王录仓等；2016）。这些研究明确指出了不同空间尺度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梯度差异，而且也证实了我国尚且存在未达到老龄化门槛的次级区域，为我国制定区域人口老龄化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但客观来讲，尚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关于全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区域、省际、地级市层级展开，对我国区县角度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的研究缺乏具体分析和最新数据论证。而在当前背景下，开展区县层面的老龄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一，由于人口活动范围具有固定性，区县层面的空间范围能够满足大多数常住人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因此区县在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政、卫健等部门的基层机构只延伸到区县一级，区县成为我国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基本单元和关键抓手。第三，结合数据可得性和精准识别的双重需要，县级人口普查数据恰好可以满足研究需求。因此，有必要从更为精细的区县尺度开展人口老龄化的最新研究。

　　其次，现有研究对象往往集中在老龄化地区，未达到老龄化社会门槛的区域则缺乏直接关注。但是，延缓和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需要吸取已老龄化地区的经验教训，还需要补充未老龄化地区人口结构保持年轻的经验成因。在当前全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之下，我国这些人口结构依然年轻、尚未达到人口老龄化门槛的地区一方面缺乏识别和细分，另一方面缺乏对其成为少数人口年龄结构“优质”地区原因和特质的深入分析，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分析未老龄化区县特征，厘清这些区县人口年龄结构较为理想的原因和优势，不仅对丰富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2000年、2010年、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分区县数据，首先，在识别出我国年轻型和成年型区县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明确其类型和特征。其次，探析塑造未老龄化区县人口结构的理论成因，并分类探讨不同类型未老龄化区县的深层成因。最后，根据未老龄化区县的研究结论，探讨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演变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特征

　　按照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4%，称为年轻型社会，比例大于4%且小于7%称为成年型社会，比例达到7%即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陆杰华等， 2021），本文采用这一国际通行标准对我国区县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进行识别。

　　1.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数量及空间分布

　　2000年以来我国未老龄化的区县数量大幅度缩减。如表1所示，2000年我国未老龄化区县1613个，占该次普查公布区县总数的56.05%，虽然2000年左右我国整体达到了老龄社会的门槛，但是未老龄化区县依然占据数量优势。2010年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数量大幅度缩减至578个，约为原有区县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仅占该次普查公布区县数量的 20.14%。2020年未老龄化区县的数量再次大幅度缩减，只剩下218个，占该次普查公布区县的7.29%。未老龄化区县的空间分布从2010年的各地区相对均衡，演变为2020年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东北地区的未老龄化区县数量在2010-2020年间已经归零。可见，我国东北地区未老龄化区县的缩减速度最快，西部地区未老龄化区县数量减少的速度相对较慢，未老龄化区县的分布重心向西部倾斜。

　　进一步将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细分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如表2所示，2000-2020年，我国年轻型的区县数量从127个缩减到26个，2020年全部分布在西部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年轻型区县数量已经全部消失。2000-2020年，我国成年型区县的数量从1486个缩减到 192个，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数量较少，东北地区则为0。

　　2.我国未老龄化区县的类型及特征

　　2022年我国未老龄化的区县单元共计218个，除三个人口和经济活动较少的岛屿县级单元外，共得到215个县级单元。根据生育水平、人口民族结构、迁入人口占比、产业结构、经济密度、地理位置等，将这些县级单元划分为政策引导型未老龄化区县、经济中心型未老龄化区县、生育持续型未老龄化区县三个类型。各类型所包含的区县如表3所示。

　　未老龄化区县中生育持续型区县共153个，是数量最多的一类。该类区县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图1），其中西藏、新疆、青海三省区占比超过90%，其余几个省份占比不足 10%。经济中心型区县共39个，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和福建省，属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少数是省会或副省级城市的市辖区。政策引导型区县有23个，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和中部的9个省份，各省份数量均较少，拥有该类区县数量最多的是河南省，但也仅有7个区县。该类区县特色鲜明，多是由政府划定的经济产业开发区。

 

　　三类未老龄化区县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全国存在明显差别（如图2左）。整体上，三类未老龄化区县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人口结构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加年轻，全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更贴近由“金字塔形”向“蘑菇形”转变的过程。从“塔尖”位置来看，三类未老龄化区县相比于全国更显尖锐，老年人口占比均在5%左右，远低于 18.7%的全国平均水平。从“塔腰”位置来看，三类未老龄化区县表现为上窄下宽，而全国平均水平则表现相对均匀，三类未老龄化区县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高于66.35%的全国平均占比，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且老化情况更为严重。从“塔基”位置来看，只有政策引导型区县的少儿人口当前呈现扩张趋势，其余两类未老龄化区县与全国基本相似，都呈现收缩状态。

　　三类未老龄化区县之间人口年龄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别。首先，生育持续型区县的少儿人口占比明显高于另外两类未老龄化区县（如图2右）。其次，经济中心型和政策引导型区县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于生育持续型区县（如图2右），但是经济中心型区县相比于其他两类区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龄化现象更为严重，而政策引导型区县的劳动力结构更加年轻（如图2左）。此外，政策引导型区县的少儿人口呈现出大幅度收缩后又轻微扩张的趋势，而其他两类未老龄化区县则呈现稳步收缩趋势（如图2左）。

　　三、塑造人口年龄结构的理论成因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图3）。全年龄段人口由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三部分组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人口规模和比重发生变化，都会引发全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变动。生育、迁移、死亡是塑造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动力，三类因素对三个人口年龄组别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人口年龄结构。

　　1.直接原因之一——生育因素

　　生育因素直接作用于少儿人口。在各区域之间相对封闭和死亡状况相对固定的前提下，生育水平决定了区域内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整体上，我国生育水平偏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15-64岁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33个。持续的低生育水平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三类未老龄化区县中，生育持续型区县的生育水平相对较高，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66，尚高于另外两类区县和全国平均水平，生育水平下降速度较慢推迟了该类区县达到老龄化门槛的时间，该类区县因此得名。政策引导型和经济中心型区县的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分别只有1.08和1.2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图4）。

　　2.直接原因之二——死亡因素

　　死亡因素主要影响老年人口。死亡是个人面临的必然事件，个人在各年龄段均存在一定的死亡概率，因此年龄别的死亡概率差异是影响人口年龄构成的直接因素之一。受生理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口的死亡概率相对较高。我国31个省区市少儿人口死亡率多在0.5‰以内（表4），劳动年龄人口死亡率多在2.5‰以内，而老年人口死亡率则多在20‰以上。死亡的主体是老年人，因此人口预期寿命就成为反映死亡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各省区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人均预期寿命短的地区老年人口比例自然会相对比较低。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2岁，较长的人口预期寿命必然对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具有抬升作用，而西藏、青海等地人均预期寿命尚不足75岁，相对较短的人口预期寿命对其老龄化程度具有抑制作用。

　　3.直接原因之三——人口迁移因素

　　迁移因素主要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在封闭区域条件下，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受到前述出生和死亡两种直接因素的影响；而在现实的开放条件下，人口会受到外力因素影响发生跨区域迁移流动，同样会打破区域内原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图5），我国迁移人口中，本县（市或区）内部不同乡镇迁移的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比重约38%，本省内其他县（市或区）的迁移人口占比约36%，外省迁入人口占比约25%。三类区县迁入人口的来源构成存在较大差别：生育持续型区县的迁入人口构成情况与全国总体构成最为接近，迁入人口均以本区县内部迁移为主，三种迁入来源的比例相对均衡；政策引导型区县的人口来源主要是本省其他县（市或区）的迁入人口，该种来源的人口占比几乎相当于其他类型区县的两倍，可知政策引导型区县迁入人口的来源主要是周边区县；经济中心型区县的外来人口更多是来自于本省以外，省内其他县的迁入人口占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足可见经济中心型区县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之强、经济辐射范围之广。

　　四、我国不同类型未老龄化区县的深层成因分析

　　1.生育持续型

　　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下，生育水平下降速度较慢是生育持续型区县未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族因素对该类区县的生育水平影响较大。该类区县几乎全部位于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占比为81.63%，远高于经济中心型区县的6.02%和政策引导型区县的2.26%。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提倡早婚、早育、多育、密育，生育行为遵从自然，并在观念上视生育子女为人生幸事（杨菊华，2023）。因此在开放的生育观念引导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率天然就比较高。同时，主要影响生育水平的两大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对其生育水平的制约作用均较小。一方面，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为这些地区维持较高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空间。在我国严格执行有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我国汉族夫妇一般只允许生育一胎，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允许生育两个子女，并且有的少数民族由于人口基数少，还可以生育三个、四个子女，甚至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制约（王红曼，1999）。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生育观念转型和生养成本提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些地区相对偏远，现代产业发展起步晚，发展速度慢，子女的生育和抚养成本相对较低，以孩子数量换取孩子质量的生育理念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基于以上原因，生育持续型未老龄化区县的生育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2020年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66个。

　　自然、医疗水平等因素影响下预期寿命相对较短是生育持续型区县未老龄化的第二个原因。该类型的未老龄化区县多位于高原、山地等复杂地形区，地质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天然不适宜人口生存，这是导致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短的重要原因。同时，民族地区由于人口和经济密度低，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相对匮乏、医疗整体服务能力不足、医疗技术不发达（郑勇，2018），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相对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客观上也不利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

　　自然、经济、政策等因素造成本地劳动年龄人口较低的迁出率和外来人口相对稳定的迁入率是生育持续型区县未老龄化的第三个原因。这些区县与我国经济发达的核心城市距离远，受到发达地区经济虹吸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同时由于本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相对恶劣，受到地形阻隔、相对保守的迁移观念等因素影响，年轻人口向外部迁移的比例相对较低，本地自然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受外部影响小。并且这些地区多位于我国“少、边、穷”地区，长期以来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大量支援当地发展建设的外来人口如工人、教师、医生、干部等人才成为当地常住人口，外省迁移人口占该类地区常住人口比重约为 7.51%，与全国平均水平（8.56%）相差不大。

　　2.经济中心型

　　经济社会因素促使外部劳动年龄人口的大规模迁入是经济中心型区县未老龄化的主要成因。首先，经济中心型区县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口形成了强吸引力。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中心型未老龄化区县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较早实现经济腾飞，收入水平高。在工业结构上，这些地区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并且这些地区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根据推拉理论（Lee E S，1966），这些经济社会因素会成为外来人口迁入的强拉力。其次，经济中心型未老龄化区县拥有广阔的人口和经济腹地。广东、福建两省的未老龄化区县背靠我国中西部省份，经济腹地广阔，并且与之形成的经济落差大，对外来人口的虹吸作用强，能够从临近区县乃至省外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取到大量的劳动力。相比于政策引导型的区县，经济中心型区县外来人口的来源范围更广，在当地工作的外来人口迁移距离更长。中部地区惠济区和管城回族区位于我国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的中心城区，从全省集聚了有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为这些经济中心型区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口，客观上降低了老年人口的比例。此外，由于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地区间相互分割，经济中心型区县的外来人口一般不会携带子女和老人一同迁移，于是造成经济中心型区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79.98%），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比均较低的局面。

　　相反，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不利于经济中心型区县人口结构保持年轻化。经济中心型区县的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2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首先，这些地区长期执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并且在独生子女政策放开后，生育水平也没有回升。其次，经济中心型区县的生活成本高，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都是较大的支出项目，在相对较高的经济压力下，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低。同时，这些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不愿因为生育而降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也造成了低生育意愿。并且，受到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影响，年轻人口更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自身的幸福生活中，而非对下一代的培养上。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经济中心型区县的生育水平低。

　　同样，经济社会因素对死亡率的削弱作用也不利于经济中心型区县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经济中心型区县所属省份的医疗资源丰富，医疗技术保持在全国领先水平，良好的医疗条件为降低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的生活质量总体上相对较好，当地人口对健康的投入和关注度更高。经济社会因素共同导致这些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存量增加。同时，先进的医疗水平有利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但由于全国范围内新生儿死亡率的绝对水平都已经比较低，因此这一作用对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影响效果十分微弱。

　　3.政策引导型

　　政策因素导致的人口近距离迁移是塑造政策引导型未老龄化区县的根本原因。政策引导型的未老龄化区县多是政府划定的经济产业开发区，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工人、产业工人，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衍生出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需求。邻近地区劳动力向产业密集的经济开发区集聚，导致该类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降低了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这是该类区县尚未达到老龄化门槛的主要原因。

与经济中心型区县相比，政策引导型区县的就业优势更加明显，但其他方面经济社会条件则较为滞后。政策引导型区县由于产业集聚拉动了当地收入增长，对邻近地区尤其是近距离的农村人口的就业效应和吸引力强。但是，这些经济开发区建立的初衷就是繁荣地方经济，推进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因此这些地区与经济中心型区县相比依然存在差别，尤其是对特定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较为有限，没有形成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格局（张晓琳等，2019），于是在人口迁移方面表现为对远距离以外人口的吸引力比较弱。该类地区迁入人口主要来自本地级市范围内临近的区县，辐射范围相对较小。迁入人口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就近就业，而不是长期定居生活。

　　政策引导型区县的生育因素和死亡因素有利于人口老龄化，其原理与经济中心型区县类似，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讨论

　　1.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利用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识别了全国未老龄化区县，其数量从2000年的1618个（56.05%）减少到2020年的218个（7.29%），目前主要以西部地区为主，集中分布在西藏、新疆、青海、广东四省区（73.39%）。根据相应特征，可将2020年我国未老龄化区县划分为三类：生育持续型未老龄化区县主要分布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中心型未老龄化区县主要分布在我国区域经济优势较强的东南沿海地区；政策引导型未老龄化区县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和东部由地方政府设定的县级工业区。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未老龄化区县形成的直接理论成因和深层影响因素。具体来看，经济、社会、自然、政策、技术等对生育、死亡和迁移三方的同向合力促使生育持续型区县保持未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而经济中心型和政策引导型区县人口年龄结构保持年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因素对迁移人口的拉力作用。

　　2.研究讨论

　　第一，延缓老龄化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提振生育率水平是延缓老龄化的根本路径，但这需要成熟的政策环境支撑。生育依靠青年人口，但是青年人口面临来自住房、婚姻、教育、医疗、工作机会等多方面的生育焦虑。化解生育焦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逐步完善政策措施。因此，生育政策应该更加全面积极，政策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允许生育二孩、三孩，而应瞄准青年人口生育焦虑对症下药，出台生育支持专项政策，帮助育龄群体将生育意愿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建议重视青年的呼声，完善保障房制度，通过单位、个人、政府共济方式保障青年居者有其房；整治彩礼乱象引领婚姻文化，保障青年人口适龄可婚配；深入教育改革做到真减负，减轻青年人口子女教育压力；深化医疗制度改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增加就业岗位和晋升机会，保障青年收入来源，激发工作热情；切实落实执行劳动法，保障劳动者享有的休息休假和劳动报酬权利；完善资本市场管理制度，保障青年人口共享发展红利；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减轻生育行为对青年工作和生活的负面影响等。

　　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充分适应人口结构的区域性差异，增强政策的协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老龄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回旋空间。当前老龄化进程开始早的地区在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上先行先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老龄化进程晚的地区应对紧迫度低，尚有相对充分的准备时间。因此，建议建立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应对经验的定期交流互鉴机制。充分发挥人口老龄化应对起步早且效果好的地区在养老服务模式、养老人才队伍建设、智能养老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帮助其他地区降低试错成本，提高应对效率，为深层次老龄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区域差异造成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无形障碍，需要构建更加包容平等、统一有序的社会服务体系。区域差异造成的人口流动，几乎重塑了基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格局。人口迁入地的随迁老人难以享受迁入地的公共养老服务。同时，人口迁出地老年人留守、独居、空巢成为常态，家庭养老的主体责任难以发挥，老而无依的问题愈发普遍。因此，建议在政策上要弱化户籍限制，给随迁老年人同等享受迁入地基本公共养老服务的权利，解决随迁老年人问题；在总结试点地区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更多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结合基本养老服务政策满足失能、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养老需求；做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

　　第三，延缓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共同行动。在微观层面，个人要不断学习实践，强健身体素质，提升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懈奋斗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为家庭生育繁衍、增加养老储备打好物质基础；家庭需要做好照顾“一老一小”的分工协作，相互扶持，发挥家族传承功能的同时承担家庭养老责任。在中观层面，各地积极摸清人口数量变动和养老需求变动的底数基数，利用就近资源开展托育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按需布局育幼和养老服务资源，促进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按需均衡配置。宣扬家族传承文化和孝道文化，营造鼓励生育和敬老孝亲的社会氛围，积极看待老年人社会作用。在宏观层面，治理低生育率问题和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都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工程，国家在出台支持性政策的同时要配套必要的财政资金，确保政策出台后能够见到实效。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提振经济发展活力，转变传统的财税结构，强化对资本利得和离境资产征税，涵养财税来源，增强财政对人口政策的支撑性和可持续性。此外，要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支持条件落后地区优先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更平衡、更协调，让更多的老年人子女能够就近就业，为家庭发挥养老主体作用创造条件。

（转自《中国劳动》2024年3月刊）

 

　　[1]说明：此处基数为相应年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中公布的县域数量。